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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的理论超越与当代启示

字号+ 作者:李艳艳 来源:昆仑策 2017-10-10 18:14

李艳艳: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错误思潮泛滥的基本路径 【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产生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演变的历程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回应这一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超越于理性崇拜、反思、重建路径上的意识形态虚假

李艳艳: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错误思潮泛滥的基本路径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产生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演变的历程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回应这一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超越于理性崇拜、反思、重建路径上的意识形态虚假论,马克思寻找到了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之谜的科学路径。其一,超出理性自身认识能力的狭小范围,从物质生产实践领域出发探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其二,超越理性自我反思的纯粹精神活动,把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关键;其三,摈弃重建抽象理性的方式,把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根本出路。鉴于此,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泛滥需要深入进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探索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方式,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同时敢于善于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
 
意识形态虚假性是指什么?基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作出的“虚伪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统治”等重要判断,意识形态虚假性也常常被解读为统治阶级在主观上对于民众进行的有意欺骗。然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不能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片段表述为依据,而弃思想史的演变脉络于不顾。由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具有久远的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渊源,马克思是在回应这一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而使得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完成了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从思辨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揭示出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实质上是阶级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分化的客观结果。因此,思想史生成的视野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追溯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演变的思想史进程,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和理论贡献。鉴于此,揭示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哲学史理路、理论困境以及马克思的回应路径,无疑是呈现马克思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思想真蕴的重要课题。
 
一、前马克思时期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的代表性思路及其理论困境
 
虽然马克思使得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并非始于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已经有不少哲学流派及其思想家从各自角度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发,其代表性思路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 理性崇拜路径上的意识形态虚假论。虽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出现于18世纪末期,但是这一问题的产生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时期关于意识假象、幻象的讨论是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最初呈现形式。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使用“洞穴比喻”的方式,对于意识如何摆脱幻象、达及真理的问题进行了描述。他谈到,人们之所以会被头脑幻象所迷惑,产生虚假的意识,是因为粗陋的欲望阻止了人们对于善的追求,其解决办法是使欲望服从理性,实现灵魂转向,从而“敦促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1]直至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思想家们公开举起理性精神的大旗,自觉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了哲学的核心问题,哲学研究的重心进而转变到认识论上。“而认识的目的就是要求达到真理,因此解决什么是真理和怎样或能否获得真理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下也就是认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2]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培根提出的“四假象说”认为,受制于人性、教育、习惯、对文字的误解、传统理论等因素,人的意识无法到达科学真理的殿堂,[3]他的意识假象理论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其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致力于探究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他们各自把“清楚明白的观念”、“真观念”、“必然真理”、“偶然真理”为核心哲学范畴,试图为解决使主观意识符合客观对象的问题提供科学方案,从而为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正式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2.理性反思路径上的意识形态虚假论。由于受到柏拉图理念论思想的影响,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传统得以开辟,并且在近代启蒙运动批判封建神权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发展,理性作为认识来源的思想也得到了众多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阐述。特拉西甚至把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观念的科学,观念科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随之出场。[4]然而,随着原本作为消弥认识与真理之间差距的理性走向绝对化、神圣化,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凸显,对于现实日益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理性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也逐渐不可避免。对于这种趋于极端的理性,拿破仑开始了对于理性的祛魅,提出这种所谓观念科学的意识形态“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不是使它适应于我们的人类心理知识和历史教训”。[5]对于拿破仑理性反思的观点,曼海姆认为:“当拿破仑发现这个哲学团体反对他的帝国野心,从而轻蔑地称这批人为‘意识形态专家’时,现代的意识形态概念便诞生了。因此,这个词带上了贬义,像‘doctrinaire’(空论家)这个词一样,一直把这样的贬义保留至今。”[6]由此可见,正是在拿破仑深刻反思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得以正式提出。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论及的现象是人们的意识偏离了社会现实,它所论及现象产生的根源是极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这正如伊格尔顿所阐明的,“拿破仑对意识形态家的指控的核心是:极端理性主义之中包含非理性的因素。
 
在他看来,这些理论家执着于探讨理性的法则到了极端,以至于陷入自己封闭的体系而不能自拔,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与物质实际相脱离”。[1]此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所反映的本质则是,理性是否为正确意识的可靠来源,人们能否通过理性而准确认识事物。作为拿破仑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巨大贡献,他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并且对于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科学性提出了初步的质疑,然而遗憾的是没能对这一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
 
3.理性重建路径上的意识形态虚假论。拿破仑从现象层面揭示的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继而得到了诸多思想家的关注,其中以康德、黑格尔、鲍威尔为代表。对于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日益呈现出来的虚假性问题,康德把形而上学的认识对象称为幻象,“感到迫切地需要考察或批判人类理性”,“迫切地需要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可能或不可能、来源、范围和界限”,[1]这使得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指控上升到了对于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这一内核的反思层面。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了破解认识偏离真理之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办法,即在主张“理性是世界主宰”的前提下,[2]追问理性如何能够科学认识理性自身。他将“意识形态”与“精神现象”同义使用,在以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3]的《精神现象学》中把实体作为思存关系的统一体,提出“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4]进而把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精神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并且试图通过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过程来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鲍威尔继承了思辨唯心主义的致思方式,认为“达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认识了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就是支配着它的自我表现外化的各种产物的力量”,[5]从而把抽象的“自我意识”概念作为认识的主体,把对于所谓普遍性“自我意识”的追寻作为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根本途径。可以看出,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述思想家并没有对认识来源是否为理性的根本问题进行反思,而是执着于理性乃认识客体的观点,试图通过反思理性、重建理性的方式来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然而,这一方案并没能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历史之谜,19世纪上半叶声势浩大的欧洲工人运动用实际行动对于自诩为普遍理性、永恒理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反驳。
 
上述三种代表性思路体现出,“至少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追求对是其所是的认识——换句话说,一直在努力把握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不但如其所显现的而且如其实际所是的真实”,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一直把理性视为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把握“如其实际所是的真实”的关键。[1]在以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鲍威尔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史演进脉络中,先验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虽然经历了崇拜、反思与重构的历史阶段,理性的功能从世界的始基和本原演变为认识的主体和途径,却始终是在理性万能论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先验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代表着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它把人视为理性的存在物,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不过是理性意志的执行者。在先验理性主义的致思理路中,理性被视作如同上帝般拥有无限的权力,被预设为一种绝对的力量,似乎能够解决包括意识形态虚假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问题。这样一来,人类意识与社会现实不一致的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就被逐渐简单化为理性自身认识能力的问题,似乎只要拥有了普遍理性、永恒理性,就能够获得普世的、绝对的真理,就能够使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随之解决。对于这种把理性作为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哈贝马斯指出:“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先验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理性具有不证自明、自我完善的能力,对于理性的正确把握就能够使获得真理的过程一劳永逸,然而这种理性崇拜具有盲目性的特质,或者到超感的理念世界中去把握世界的本源,或者把主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实体之中,却始终没有找到抽象精神和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关系,最终使自己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走向了神秘主义,陷入了独断论。正是由于先验理性主义的致思理路陷入了理论困境,如何摆脱“理性霸权”、“概念宰制”,科学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才成为了马克思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
 
二、马克思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之谜的基本向度
 
人的意识为何会偏离社会现实而呈现出虚假性特征,带着这一疑问,马克思开始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与他之前的思想家相比较,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考察没有停留于抽象理性层面进行逻辑运演,而是诉诸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来进行探究。在对于启蒙运动时期先验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以及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进行批判与超越的过程中,通过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三个维度的范式转换,马克思寻找到了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之谜的科学答案。
 
1.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而不能囿于理性自身认识能力的狭小范围之内。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崇尚理性和追寻理性成为了贯穿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哲学的主要精神。而作为德国体系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先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发展到了顶峰,提出了“理性和自由是我们永远的口号”的观点。[2]正如保罗•拉法格所证实,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自称为黑格尔的学生,是先验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信仰者。[3]但是,在现实与逻辑相互冲突的巨大冲击下,马克思开始了对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反思。
 
第一个阶段是,克罗茨纳赫时期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对于先验理性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
 
作为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思想,国家被认为是自由理性的最高体现。然而,面对1841年普鲁士王室内阁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这一“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马克思认识到“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1]是维护等级利益的专制主义。而1842年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如实报道遭当局指责等事件,则让马克思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先验理性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国家和法作为理性自由的存在方式,应代表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却在现实社会中仅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带着理性和现实之间何以存在巨大反差的困惑,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停刊之后来到小城克罗茨纳赫,并且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启示下,开始重新思考认识世界、变革世界之真正根据的问题。他采用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的致思方式,把德国先验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颠倒了过来,这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2]在这里,虽然马克思仍然未能摆脱理性主义的思想窠臼,但是他已经有所超越和突破,即主张冲破意识形态的幻象必须“从现实社会领域寻求产生理性的力量,用现实的普遍性代替黑格尔抽象的普遍性概念”。[3]
 
第二个阶段是,布鲁塞尔时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先验理性主义思辨哲学的彻底清算。
 
虽然马克思已经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不能离开利益关系、离开粗糙的物质生产领域来抽象地考察意识问题,但是对于德国先验理性主义思辨哲学的彻底批判则是于1845在布鲁塞尔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鲍威尔等思辨哲学家的逻辑误区在于“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5]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中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6]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考察也必须把这种意识与现实本末倒置的关系颠倒过来。他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揭示出,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领域,“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
 
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这种虚假性也不是某种人为的主观设计,而是现实社会物质条件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应的理论探讨也应该立足于现实的人社会生活的根基之上,定位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之中,围绕着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存在领域的基本范畴而展开,进而彻底批判了先验理性主义思辨哲学世界观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的理论谬误。
 
2.理解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而不是理性自我反思的纯粹精神活动。既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在物质生产领域,那么其虚假性批判必然以对于现实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批判为切入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深入剖析,揭示出了探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基本维度。
 
一是,考察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要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立足点。虽然近代哲学在批判神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但是多从抽象意义或者感性直观意义上来考察人。而马克思反复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这种“现实的个人”首先必须生活,才能够创造包括意识形态的其他历史方面。所以,“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从事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则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又引起的新的需要。进而言之,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并不源于意识形态领域内部,而是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并反映后者的状况,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考察也要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
 
二是,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是现实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马克思认为,由于意识形态依存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因而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思辨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的意识形态虚假性是从纯粹的思维材料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对于意识形态背负的脱离实际的恶名,他们仍然试图希冀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来解除。然而,“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7]经过1848年至1851年法国革命失败的洗礼,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形成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这段历史,作为革命力量的自由派资产者当政以后,为了消散工人的革命热情,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由原来的“革命”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当他们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以后,又公然违背了“博爱”的意识形态,誓要把工人从临时政府中清除出去,并且血腥镇压了工人的六月起义,最终资产阶级与封建皇权的妥协致使冒险家路易•波拿巴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资产阶级从革命力量蜕变为保守甚至反动力量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意识形态围绕着社会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真实到虚假的历史演变过程,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三是,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暂时阶段。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马克思并不仅限于道义上的批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暂时阶段必将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扬弃。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下,世界历史必然经历一个从维护特殊利益走向维护普遍利益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了,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扩大、普遍化,社会的普遍利益将会得到真正实现,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必然得到解决。虽然“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但是作为社会利益关系演变历程的产物,思想能够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2]这启示我们,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也只是存在于代表特殊利益的旧世界秩序的范围以内,并且必然随着旧世界秩序瓦解、新世界秩序建立而得到解决。所以,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不是历史的永恒状态,而只是暂时状态,然而“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3.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是抽象地重建理性。既然意识形态虚假性批判是以对于现实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剖析为立足点,那么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必然依赖于解决现实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并不产生于主观精神领域,所以不是可以通过理性批判、重建理性的方式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里的“革命”之所指就是“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4]在马克思看来,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历程与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进程是统一的,而无产阶级则是实现这一变革的主体力量。具体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而消灭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存在的社会基础。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驱散意识形态虚假性迷雾的关键。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革命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必须与作为革命实践的“武器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实现这两者统一的力量则是无产阶级,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在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超越了人本主义的论证方式,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2]“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3]这一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论证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使命。通过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消灭了思辨理性主义世界观存在的社会基础,终结了把历史看成是抽象理性外化的“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4]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那么,一旦消灭了社会存在领域的私有制,“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物质条件就将被消灭。[6]而“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7]这意味着,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问题将随着其社会基础的消灭而一起消失。
 
二是,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同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出彻底的决裂。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进程,既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也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但是,“两个决不会”思想启示我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比较弱小,其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还不牢固,因而无产阶级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就成为了其能否主动与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决裂的关键。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总结了法国农民受专制观念遗毒的影响、投票把波拿巴推上总统宝座并复辟帝制的历史教训,明确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同那些已经不适应“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的传统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9]换言之,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反映自身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才能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消灭意识形态虚假性产生的社会基础。因此,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解决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一个根本举措。
 
三、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错误思潮泛滥的基本路径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一方面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呈现出解体的趋势,而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设尚待时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力尚待增强,因此当今中国面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在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利益关系的较量必然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冲突方面,“意识形态虚假性”进而成为诸多思想舆论战中对我国社会制度发起攻击的常见话语工具。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中国面临意识形态攻诘的困扰在所难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无端指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的观点,不仅在国际社会大行其道,甚至充斥于国内舆论场。对于种种试图污名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声音,我们应该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认识高度出发,给予充分重视并且加以积极应对。
 
1.深入进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通过对于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真正使群众产生革命热情的并不是那种抽象的平等观念,而是消除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这一具体的平等要求。马克思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通过观念革命就能够实现政治和社会革命目标之主张是虚幻的,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只能是物质生产实践领域的变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在他看来,理论的根本任务不是在逻辑上建造某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体系,而是以此为指导深入开展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克服由少数人占有多数人财富的阶级利益关系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幻象。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一旦脱离阶级分析方法,放弃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搁置无产阶级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就连拨开各种攻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迷雾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揭穿各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本质、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举措,不是在社会观念领域之内,而是在推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过程之中。
 
2.探索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方式。
 
马克思在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的同时,从来不否认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于“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1848年革命中法国农民在专制观念的影响下投票把波拿巴推上总统宝座并复辟帝制,马克思对于这一历史的描述,反映出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的消极影响。这些“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3]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对于身处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国人民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能否洞察到各种针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将成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思想因素。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2]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为了使“理论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物质力量”,[3]那么,探索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方式,切实提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清除各种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也就相应地成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攻诘诋毁的必然之举。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已经论证了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不是历史的永恒状态,而只是暂时状态,将会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扩大化、普遍化而消失。市场交换作为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基本形式,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有限范围内的特权,成为虚假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这种现象将随着市场交换活动的扩大而逐渐改变,意识形态的真实性进而必然得到体现。然而,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活动,个别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以西方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从先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无端指责马克思主义不适应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得出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的错误判断,进而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现全面“西化”。实际上,对于这类错误认识,马克思在世时曾作出过相关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他对蒲鲁东奉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原则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先验理性主义思维范式的影响,经济关系“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而且“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4]从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对先验理性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谬误进行了彻底的揭露。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思维工具,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各类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对于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科学的路径前进、获得真理性的社会认识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对此,习近平同志给予高度关注,他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5]通过摒弃先验理性主义的非科学思维范式,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也将无处藏身。
 
4.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还要敢于、善于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中庸集注》中谈到“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也是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的一个重要策略。对于国内外资本利益代言人散布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攻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的错误观点,不仅要通过揭露其逻辑谬误来作出积极回应,还应该揭露其观点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特征。由于统治阶级意识是对于占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表现资产阶级利益,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更不为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服务,它相应地也就被看成了“虚假的意识形态”。除此而外,我们还要启发人民群众认识到,种种鼓噪所谓“普世价值”的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其实质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①]因此,种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的观点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的虚假性,这一内容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李艳艳(1981-),女,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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